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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方和甲方公司劳务派遣工签署的合同,法院为何判决甲方公司承担责任?

案情简介

A广告公司的总经理龙某经朋友介绍结识了B置业公司的策划经理邹某,后来因为B置业公司新开发了一个Q小区急需举行展会推广和答谢业主。在龙某和邹某的推动下,A广告公司分别于2019年底、2020年初和2020年8月主办B置业公司Q小区新年主题活动和Q小区七夕活动。A广告公司提出了报价单,B置业公司A广告公司均在A广告公司的报价单上签字盖章,后A广告公司主办的三场活动顺利举办,B置业公司认可,但迟迟不愿付款。A广告公司多次要求B置业公司付款,但均被以各种理由拖延,为维护合法权益,A广告公司委托了由笔者和盈科律师同事组成的团队诉至
B置业公司辩称,不同意A广告公司的诉讼请求。提出:1、A广告公司B置业公司并不存在任何合同关系,B置业公司不应向A广告公司支付任何款项。2、邹某是我公司劳务派遣的工作人员,其工作职责仅是沟通对接广告公司,并没有权限代理我公司认可任何经济活动。邹某A广告公司恶意串通的行为侵害了我公司的合法权益。3、营销管理部的部门印章没有经过公司的正规用章流程,为非法用章。综上,A广告公司服务费主张缺乏法律依据,其与邹某恶意串通的行为侵害了B置业公司的合法权益,B置业公司为百分之百国有出资公司,签订合同及付款有严格的制度规定,A广告公司邹某在我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的确认文件跟B置业公司不产生任何法律效力,A广告公司诉求应予驳回
最终法院经过审理查明:2019年12月26日,A广告公司向B置业公司发出“‘豪鲤’年货”报价单,报价单载明:采购项目为Q小区新年主题活动,邀请单位为Q小区,供应商项目报价一栏中约定了“春联”“中国结”“糖画儿”等项目、技术参数、单价、数量及金额,总价为80767.28元,最终优惠价为80700元。2020年1月13日,A广告公司向B置业公司发出“新春不打烊”报价单,报价单载明:采购项目为Q小区新年主题活动,供应商项目报价一栏中约定了“发财树”“礼炮装饰”等项目、技术参数、单价、数量及金额,总价为31281.98元。2020年8月,A广告公司向B置业公司发出“Q小区七夕节活动”报价单,就项目、描述、单价、数量及价格进行约定,总价为42682.38元。三张报价单的尾部加盖有A广告公司公章、B置业公司营销管理部公章,并有邹某签字字样。另,A广告公司提交验收确认单三份,针对报价单中涉及的三个活动项目,邹某签字确认验收通过,并就服务费金额再次进行确认。现A广告公司主张,其已按照上述报价单的约定向B置业公司提供三场活动的服务,要求B置业公司支付服务费。B置业公司对此不认可,其表示双方之间不存在服务合同关系,邹某系劳务派遣人员,无权限代表公司进行经济活动,为此其提交劳务派遣合作协议书、邹某的社保证明以及B置业公司营销管理部印章管理制度。其中劳务派遣合作协议书的附件一显示策划经理工作职责为对接广告公司,负责项目整体定位包装进度,撰写项目推广方案及活动方案,落实销售有关的推广、物料、活动,管控好营销类合同相应审批流程;附件二显示劳务派遣人员邹某,岗位策划经理。
笔者在仔细分析了案情后,提出A广告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不清楚B置业公司的内部用章审批流程,在商事交往中也没有了解对方公司内部管理的必要和义务,A广告公司出于对合法印章以及邹某身份的合理信任,与B置业公司达成合作并忠实履行了合同义务,根据《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制度的有关规定,享有向B置业公司请求支付服务费的权利,B置业公司无权以其内部管理制度对抗善意的A广告公司。

判决结果
最终法院采纳了笔者团队的代理意见,并在判决书“本院认为”写到:首先,邹某作为劳务派遣人员的身份并不必然导致其无权代理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其次,即便根据B置业公司内部制度,邹某没有权限以公司名义订立合同,但是邹某的岗位为策划经理,且报价单亦加盖有B置业公司营销管理部公章,故A广告公司作为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邹某有权代理公司对报价单及验收确认单签字确认,故邹某的代理行为对B置业公司发生效力;再次,三份报价单中“营销管理部公章”的使用是否符合B置业公司内部用章制度系B置业公司内部管理问题,该问题超出A广告公司的认知范围,在没有证据显示A广告公司对此存在故意、重大过失的情况下,即便用章不符合B置业公司的制度,亦无法对抗作为合同相对方的A广告公司;最后,在A广告公司根据约定履行服务及提供完毕服务后,B置业公司并未就A广告公司的服务提出异议,且在庭审中,经法庭多次询问,B置业公司无法核实三场活动的实际服务方。故,B置业公司的上述辩称,本院均不予采信。最终判决如下:B置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A广告有限公司服务费154664.36元及逾期付款利息(以154664.36元为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自2021年9月13日始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律师解读
本案首先存在一个法律适用问题,读者可能注意到了,本案适用的是《合同法》而非《民法典》,这是因为法律原则上没有溯及力,即新颁布的法律并不能约束该法生效之前的事实与行为,《民法典》于2021年1月1日生效,而本案事实发生在2019年至2020年间,故应当适用当时还未失效的《合同法》而非尚未生效的《民法典》。
表见代理制度在《合同法》和《民法典》中都有体现,《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具体到本案中,邹某作为B置业公司的策划经理,在未获得B置业公司的授权时,确实无权代理B置业公司与A广告公司签订合同,但是邹某在三份报价单上均加盖了B置业公司的“营销管理部公章”,使得A广告公司合理相信了邹某有权代表B置业公司与其订立合同,这种合理信赖需要保护。在商业活动中,“表见代理”是确保商业高效运转、降低交易成本的重要制度,这也是“表见代理制度”能够在全世界都得到承认的重要原因。至于是否能够适用表见代理制度,则需要在个案中具体讨论。
作者简介

庞立旺,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刑民行交叉法律事务部执业律师,专业领域:刑事辩护,合同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执业理念: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正义如江河滔滔。联系电话:15811012317(微信同号)